目前对“破四旧”的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1]零散的几篇论文不过是对几部官方文革史的抄袭，从史源角度来讲正是这几部官方文革史奠定了今天主流叙事的基调。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网上曾流传所谓“文革时期毁坏文物”的清单，但很快就被证明是造谣。[2]文革史研究从不是所谓禁区，窥视癖严重阻碍着正常研究的进行，学院和民间不断批量生产着同质化的研究成果，除了意识形态宣传外毫无用处。
文革仅仅过去几十年，史料易得，而研究者却往往忽略大量存在的民间史料，只是简单地将事件与官方文件拼贴在一起，以证明其所谓动因。任何历史事件内部都存在巨大的张力，文革也不例外，所谓“全面否定”不过是阻止将相关研究正常化罢了。恢复历史学的文革史叙述必须讲清这样几点，什么人在什么时期在什么地点出于何种考虑做了什么事情。比如笼统使用“红卫兵”这一称呼是有很大问题的，必须具体到是哪一单位或哪一派别，这些问题不讲清楚就谈不上是研究。对这一事件的主流叙事仍坚持政治伦理化思维，几个阴谋家凭借权力运作不断制造灾难，坏人只可能做坏事，即使做看起来正确的事也必然别有用心。对“好坏”的评判不过是出于情感和某种意识形态罢了，这种评判不是基于历史，而是基于规定，是一种唯心主义史学观。今天对某几个人的否定和当年对丁玲、胡风的批判又有几分不同呢？批判文革之前先搞清楚文革思维是什么，将政治伦理化本身就是最典型的文革思维。
关于破四旧的官方文革史叙述如下：
林彪及其一伙摸透了青年学生单纯、无知、好奇、冲动的特点，台上宣传，幕后指挥，从八月十九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
抄家人员开始四处搜查，稍微象样一点的家什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抬上停在大门外的卡车上，连生活必需品衣服、被褥、床架、床板也不放过。
为了维护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成果，为了压制在这一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反抗，为了显示“革命”是暴力行动，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最早成立的是西城区纠察队（即西纠）。他们在打人、抄家运动中，把暴力推向了一个高峰。
纠察队成员主要出身于干部、军人家庭，而且大部分是高级干部子弟。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自来红”思潮，使这些人觉得高人一头，“破四旧”立下的“功勋”，更使他们得意忘形。中央文革又对他们表示了特别的赞赏，亲自将“十一”国庆节在金水桥前当标兵及去广交会当纠察队这种在当时看来十分荣耀的“政治任务”布置给“西纠”。一时间，“格斗勿论”“格杀勿论”，道道通令成了他们参与“杀向社会”活动中最时髦的举动。他们还在学校私办劳改所，私设刑堂，打杀无辜。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页、第67页、第71页，华夏出版社年12月版
除“四旧”不只是“改名”，它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腿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人士，等等。
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不久相继成立了东城分队、海淀分队等。“纠察”谁呢？纠察红卫兵。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69页、第7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年7月版
红卫兵运动的内容最初主要是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在林彪、江青等人煽动下，北京和全国各地红卫兵由校园“杀向社会”，“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并采取了不少过火行为。
所谓“联动”，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联动”的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曾以真诚的激情投入过运动，甚至有狂热过分的举动……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上至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一批战功赫赫的老帅、老将，下至各地区、各单位的负责人，包括他们自己的父母在内，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
他们成群结队骑自行车穿过京城，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等大标语贴在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页、第页、第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年1月版
三部官史虽在个别问题上存在出入，但基本延续了以下逻辑：破四旧是林彪等人煽动的，主要做法就是打砸抢，联动、西纠虽存在过火行为但这些都不能怪他们，要怪中央文革。同时三部官史因完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也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成书最早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直接将矛头指向西纠，而中央文革则被看作与西纠沆瀣一气。到了王年一这里，西纠摇身一变，成为了当时秩序的守护者，而它的支持者也变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简史》则各打五十大板，承认西纠存在过火行为，但过火行为是被林彪等人煽动的，西纠很快反应过来并掀起了反中央文革的斗争。显然这些叙述都是结论先行，如果西纠被否定那么其背后一定是坏人操纵，如果它被肯定那么支持它的也一定是好人。
对于西纠、联动的主要成员官史没有丝毫回避，他们就是最著名的“血统论”红卫兵。遇罗克的《出身论》即指向他们，此外遇罗克的《“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也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情形，迫害遇罗克的绝不可能是中央文革。[3]联动的一些情况可参考本条脚注，[4]顺便一提，官史叙述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官方对联动平反，[5]这一叙述基调确立以来学界为洗刷联动的罪行算得上不遗余力。[6]今天，不少亲历者也努力为这群纨绔子弟开脱，如吴德回忆“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7]又是“怀疑”又是“估计”又是“不清楚”，尽管毫无根据还是要强行辩解，相比之下，戚本禹的回忆显然可信度更高一些。[8]
笔者所藏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
这里正式切入正题，当时对文物的破坏情况究竟怎样？
在“文革”期间，虽然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文革”期间，破坏厉害的是抄家，字画什么的，主要是在城里。还有庙里的菩萨、建筑上的砖雕，红卫兵看到了也给砸了，但没有把庙给连锅端了的，他们也没那个本事。“文革”一开始，总理就派了一个营的解放军部队进驻故宫，不让红卫兵冲击。各地的红卫兵也有些要保护文物的，他们没办法就打电报给中央、给总理，总理就回电报，哪个哪个文物不能拆。像杭州灵隐寺、成都宝光寺、山东泰山和曲阜“三孔”，等等，都是周总理下令保的。红卫兵不都是铁板一块，他们也分成两派，两派之间有分歧，搞不到一块儿。[9]谢辰生先生画像
谢先生是当时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起草人，相比于很多文革后发明出来的材料[10]他的回忆是更加可信的。对当时的文物破坏情况这里仅举两例，第一例是曲阜破四旧的情况。据戚本禹回忆“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11]第二例是著名的清华二校门，以下是刘冰的回忆：
八公寓门前有几个乘凉的人问道:二校门是咋回事？那几个人停住车说:“嗬!是一些大学生押着大批校系领导和机关干部，强迫他们拆二校门，不拆就用棍子打，已经拆了一半了。”那几个乘凉的人说:“这叫什么？”骑车人回答:“破四旧呗。”乘凉人问:“这也叫‘四旧’？”骑车人说:“瞎胡闹呗。”[12]
拆除清华二校门的指挥者叫贺鹏飞，看到他的姓很多人大概就猜到他的身份了，[13]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到底是哪些人在破坏文物。
有人破坏就会有人保护，而破坏和保护的双方往往就是派系不同的红卫兵，因此笼统地使用“红卫兵”的称呼是很有问题的。[14]“四旧”所指涉的内容是“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从没有人明确将“四旧”与“文物”绑定在一起。由于官方从未为“四旧”作出更明确的定义，保守派红卫兵得以随意解释。文革时期大部分概念官方从未给出过明确定义，也许是为了贯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这些概念不能由官方框定死，而且具体应该怎么做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官方也难以事先就有明确定义，但就是这种含混性为旧特权阶层大开了方便之门。
从民间史料来看，对文物的破坏只是“破四旧”中非常小的一环，[15]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破四旧”至少应该包括破除迷信、破除陋习等，以下是年1月8日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破“四旧”，立新风，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给全市妇女的一封信》内容节录：
一九七四年的春节即将来到了，在春节期间，我们要警惕“四旧”抬头，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破“四旧”，立新风，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开展新的进攻，当移风易俗的促进派，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做到：
一、……反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彻底决裂。
二、……不请客，不送礼，不拜年，不搞封建迷信，不大吃大喝，保持劳动人民的政治本色。
三、加强对子女的教育。教育子女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狠批“父母在，不远游”、“养儿防老”、“望子成龙”等孔孟思想，树立“教子务农”、“养儿防修”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坚决揭发和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
四、婚事新办。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坚决反对在婚姻嫁娶中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甚至搞封建礼仪等恶习。
五、为革命坚持晚婚，搞好计划生育。狠批“早生儿子早享福”、“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等腐朽思想，树立生育有计划，养儿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以计划生育为荣的社会新风尚。
六、积极开展革命的文娱体育活动。反对赌博、反对看坏书、讲坏故事、唱坏歌。
在农村，“破四旧”的措施的确使不少人受益，如提倡晚婚、反对收彩礼。[16]婚姻登记制度的确立本身就是为了取代传统的仪式婚姻，在没有婚姻制度之前，仪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只有完成婚礼才算真正成为夫妻。婚姻登记制度则越过了这一流程，只要登记后领取结婚证就算正式夫妻了，在这一制度下婚礼并无太大必要，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多次用集体婚礼这一形式移风易俗。彩礼、婚礼对不少人来说绝对是负担，对“礼”的执念本身是旧思想作祟的结果。
在工厂，“破四旧”则表现为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抗，[17]如年1月16日上纤一厂革命生产筹备委员会《破四旧，立四新，打破旧框框，建立新世界》：
旧的管理制度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套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另一个就是修正主义的管理方法。这两种管理方法至今还有恶劣的影响，故虽然有所改造，但还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这样的管理方法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起着压制、束缚群众手脚的作用。
1.由于旧制度的存在，干部与工人的差别不能完全改变。虽然现在干部参加了几天劳动，但为劳动而劳动，不能做到群众的知心人（字迹不清）
2.旧的生产管理制度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得很清楚，故造成互相矛盾，对生产不利。
3.由于旧的生产管理制度助长了某些人做官当老爷的恶劣作风，总是以教育者自居，指手画脚，一面以先生的姿态来教育别人，而忘记了主席的教导：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故必须将旧制度，旧的生产管理方法砸个稀巴烂。
将实践的革命性与现实性阉割是改写历史的常用手段，当然这场运动本身也存在很大局限性。迷信、冥婚、气功热死灰复燃当然不能归咎于运动的结束，国家权力只能消灭那些只剩下仪式的封建残余，对于思想上尚且存在现实基础的东西必须要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从‘四清’到年‘文革’结束之后这十余年，尽管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不断，但吴某从未真正丢弃过自己当阴阳先生的行当，村中及方圆村庄也一直有人请他，乡村阴阳先生提供服务的‘市场’始终是存在的。‘四旧’的一再复辟表明，国家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在建立起场面上的文化霸权的同时，并未能彻底改造农村的旧思想、旧风俗。”[18]农村的思想状况是什么样子，封建陋习得以存在的土壤是什么，这些都是极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也许除了不了解历史以外，我们更加不了解现实。
附录：
.9.25中共清江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对破四旧搜查物资处理的初步意见》
1.金银财宝（包括现金、珍珠、玛瑙、玉器、翡翠等）：
（1）地主、资本家剥削和囤积下来的，暂时登记保存，特分别研究处理。
（2）属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利债滚剥、诈骗窝赃所得，一律没收交财政局。
（3）对顽、伪、匪人员以抢劫和依仗权势敲诈勒索来的，一律没收交财政局。
（4）凡是职工、市民、社员以往靠劳动的合法收入积蓄下来的，一律退还本人。
（5）情况不明，来路不清的，要有专人负责审查，待弄清情况后再按规定进行处理。
（6）凡是金银（包括首饰）都要到银行兑换成人民币，珍珠、玛瑙等由有关部门收购，不能直接退还实物。
2.伪币，外汇：
（1）伪币除留一部份作展品外，其余焚毁。
（2）外汇（包括美元、港币等）向银行办理兑换手续后再按规定进行处理。
3.粮油票、代粮票
（1）属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一律没收交粮食局。
（2）对克扣干部、职工、居民群众的，无法弄清的交粮食局。
（3）凡是平时注意节约用粮积蓄下来的和当月口粮，一律退还本人。
（4）情况不明、来路不清的，要有专人负责审查清楚后，再按情节性质进行处理。
4.衣服被褥（包括布匹、鞋袜、蚊帐等）
（1）反动服装、教衣、神衣、古戏衣一律没收
（2）古旧式的服装、窗门帐帘，奇装异服，礼帽瓜壳，交跟皮鞋等，破拆后强行改制，原则上退还本人。
（3）解放后生产的带有封建迷信和资本主义色彩的商品，为了保护人民利益，原则上退还本人。建议生产部门改进设计，今后不再生产带有“四旧”的商品。
（4）属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销赃窝赃所得的，一律没收，变价归公。
（5）凡不属于上述的布类制品和针织品一律退还本人。
5.医药物品：
（1）图缺
（2）医生自开自取较多药品的，没收交卫生局。
（3）私开诊所，和进行投机倒把的药品，全部没收交财政局变价处理。
（4）属于自费购买的药品，一律退还本人。
6.各种器材（包括电讯、钟表、照相、光学、仪器、生产工具等）：
（1）属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窝赃所得的，一律没收。
（2）用于无证经营的各种机器、器材、生产工具等，一律没收。
（3）凡是挪借公款购买的各种器材，一律归还单位。
（4）属于个人的收音机、留声机等，一般的退还本人。
7.竹木藤器：
（1）退还本人继续使用。
（2）如有属于四旧的花纹或图案的，可以涂染或铲除，尽量不要损坏。
8.化装用品：
（1）香精、香片、口红、眉笔等非实用的东西，一律不予退还。
（2）香皂、香脂、香粉、雪花膏等可以退还本人。
9.铜、锡、陶瓷器类：
（1）上有封建迷信和资本主义色彩的四旧图景已无法涂染、改制而又无实用价值的，可以不退。
（2）虽有封建迷信和资本主义色彩的四旧图景，但还有使用价值的，一般的退还本人。
（3）已破的铜、锡制品，动员出售给收购部门。
10.各种唱片：
（1）图缺
（2）解放后摄制的属于革命歌曲的，可以退还本人，凡是鉴别不清的，交宣传部门研究处理。
11.证章、证件：
（1）我们颁发的，一律退还本人。
（2）敌人颁发的，一律没收交公安局。
（3）解放前学校的毕业证书归还本人档案。
12.照片、画片：
（1）黄色的和带有封建迷信、资本主义色彩的销毁。
（2）反动的人物照片、画片，没收交公安局。
（3）古画中有展览价值的，交博物馆处理。
13.书籍、杂志：
（1）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以及红旗等刊物一律退还本人。
（2）科学技术书籍，原则上退还本人。
（3）其余由原单位组织红卫兵审阅鉴定，其内容属于好的退还本人，坏的焚毁，鉴别不清的请示宣传部，或登记好交给宣传部门审查处理。
14.武器弹药：
（1）手榴弹、步枪、子弹交人武部。
（2）短枪、小口径步枪、猎枪、子弹以及各种凶器（如大刀、刺刀、匕首等）交公安局。
（3）土枪、土炮，能用的暂时保存，不能用的砸坏后当废铁出售。
15.反动罪证：
（1）委任状、身份证等交给公安部门处理。
下缺
[1]分析较客观的有姚远《“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物保护》，